将道德与权利相混淆是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或者主张这种混淆或同一的法学家是着意于将道德带入法律中，表现出一种良好的意愿。

考虑到康德把他的《法的形而上学原理》也称为权利的科学，这就意义非凡了，也就是说，在康德那里，道德与权利都统一于绝对命令之下，这有如中国的道将德、礼、法统一于其之下，可见整个体系是深邃而宏大的。难怪奥斯丁和哈特会讥诮视道德为法律基础的法学家说：恶法亦法。

约翰·奥斯丁可能以他对道德与法律的切割更为后人所知，他的那段广受争议的话：一个法，只要是实际存在的，就是一个法，即使我们恰恰并不喜欢它，或者，即使它有悖于我们的价值标准。他认为法是外部的、强制的，伦理（道德）是内在的、自省的。自然法观念确实无疑暗示了它们两者间有一种密切的联系，但近代有关法律的定义把法律界定为‘伦理的最低限，这定义又何尝没有这种暗示呢？——杰利内克（Jellinek）已经使这个定义十分通行于法学家之间。将道德与权利相混淆是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或者主张这种混淆或同一的法学家是着意于将道德带入法律中，表现出一种良好的意愿。这个领会，人们大抵都会不由自主地拿来和康德对法律性与道德性范畴的卓越分析关联在一起。

迫于法则的行为只能算守法。这类批评也使我们认清：法律与道德这两个领域之间确有比表面所见的更密切的联系。[13] 从登特列夫这最后的总结中，我们看到登特列夫肯定道德与法律有密切的联系，又承认道德与法律之间存在区别。

[46] 参见哈特：《法律的概念》，法律出版社2011年第二版，第236页。这是比较常受考虑、批评和惋惜的一种情况。[25] 这一自然段中的引文都出自川岛武宜：《现代化与法》，从严存生先生的《西方法哲学问题史研究》中得来，我不知川岛武宜是否将伦理与道德混用，而严存生先生在这里是将伦理与道德等同的。黑格尔把道德看作他的法学体系中的一个环节，他以他惯有的三段式论法，把道德视作联结抽象法和伦理的中间环节，道德则是主观的、自为的、内在的，还不是一现实性。

因此，严存生先生把自然法盛行时期称作道德与法的潜阶段，不无道理。各种可行使的契约或许会受限于道德和公平的概念。

这个推论反过来也成立：一切现存的法律都是道德的，因为没有道德基础的法律不可能存在。[28] 参见严存生：《西方法哲学问题史研究》，第258—259页。[26] （日）川岛武宜著，申正武等译：《现代化与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4页。[17] 参见本书第二章、第三节、三道德与法中关于黑格尔的部分。

登特列夫对自然法中道德与法律关系的介绍和论述，让人感受到自然法为法律提供价值关怀和道德支撑的强烈冲动。圣托马斯说：自然法的第一诫律，就是‘行善避恶。我们应该根据对法律义务与道德义务之核心本性的分析来作这个区别。进入 方宇军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西方法学 道德 。

[2] 登特列夫著：《自然法：法律哲学导论》，新星出版社2008年版，第95页。[10]再以法律之强制性（相对于道德之自由与自发）来说，我们自有理由害怕任何假定法律之目的是在使人变为‘有道德的学说，但我们是否真的那么肯定，能在可以与不可以（或应该与不应该）借实定法以强制执行的诫律之间划出一条明显界线呢？如今不是还有很多道德义务是靠法律来强制推行的吗？可见问题不在强制不强制。

[15] 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0页。我们发现：自然法理论家对这个问题也有很深的认识。

……我承认，这种感觉的确是存在的，而且，它们也的确证明了造物主的意愿。遗憾的是，康德的绝对命令虽然也与人性有牵连，但他对其作了纯粹化理想化的处理，尤其当他将它与人类的七情六欲绝缘时，它已经由人性变成了神性，与人类社会渐行渐远。在论证道德与法律的关系时，西方法学家一个更普遍的错误是将道德和权利相混淆，认为法律对权利的照拂就是道德的表现。[40] （美）罗斯科·庞德著，陈林林译：《法律与道德》，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86—87页。[6] 在肯定自然法或否定自然法、或更直接地说在肯定法律与道德密切相联或毫不相关的大背景下，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凸显出来。[8] 登特列夫著：《自然法：法律哲学导论》，新星出版社2008年版，第106页。

关于自然法，我们已经看到，它在西方是以法上法的形式存在，成为一切法律的根本遵循。[36] （奥）凯尔森著，沈宗灵译：《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562页。

二者的强烈对比，除了说明自然法理论对道德与法律关系的论证远未成熟，恐怕不会再有更好的解释了。虽然法作为外部的强制存在于国家领域中，伦理作为内心的省悟存在于个人世界中，但是撇去这些规范的具体的功能方法及作为规范的社会性功能的现实性根据的差异，二者都是作为社会规范而存在的生活秩序的构成部分。

[18]但是，他还是把道德与法律作了区分：道德的被遵循是出于人的自愿，而法律却离不开外在强制，它针对的是人的外部行为。相反，对法律上的义务人来说，却始终强制性地存在着一个权利人，即对债务人的债权人——只有在法律领域中人们才可以谈论‘义务和责任。

[41]哈特对此要说得更客观些：认为理性可以发现正确行为的原理的主张，通常都没有发展出任何独立的学说，而只是长期附庸在对于自然的（生物或无生物）普遍概念下。其他赞同道德与法律相统一的法学家，必须说明这种统一表现于何处，且是必然的。不论新旧自然法学派，都是从这个普遍命题出发，着手建立一套完整而精确的法规。法、道德和宗教三者都禁止杀人。

这毋宁是指，某种事情从法律角度说受到命令，虽然从道德角度说却遭到禁止，反过来说，也是这样。[41] （奥）凯尔森著，沈宗灵译：《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36页。

好的法律必须符合的道德，是否意指着社会群体族群所接受的道德，即使这道德是建立在迷信上或是没有顾及奴隶或受统治者的福祉和保障？我们被启蒙的道德标准，是否应该建立在事实的理性信念上，并且同意所有人都有权要求同等对待和尊重？[38]他主张法律只考虑或主要考虑权利和义务，道德却无关宏旨：作为关键点的‘法律权利与‘法律义务，决定了法律是否得以使用其强制性的资源来保障或限制私人自由，还是赋予或拒绝私人动用法律强制机制之权能。它确实也常被当作反对自然法的主要证据之一，且被当作废弃自然法的理由之一而被提出来。

详见严存生：《西方法哲学问题史研究》，第256—257页。惟一不同的是早期理论家在从他们所谓第一‘自明原理引申出种种推论和应用时，较为小心谨慎而已。

[37] 哈特说： 法律反映道德的方式不可胜数，人们的研究至今都无法穷尽：成文法或许只是法律的外壳，要求借助于道德原则去实现。他认为道德带有主观性、片面性、甚至阶级性：事实上，在哪些道德标准可能适用或需要符合的那些要点的问题上，总是可能有歧见。[12] 最后，登特列夫总结到：我们应该更加小心，千万不要说自然法把法律与道德混为一谈。[42]哈特显然站在批评者一边，他以赞许的语气说：边沁或穆勒对于自然法的抨击最为严厉，他们经常批评对手因为混淆了法则的不同概念，才会相信所观察到的自然规律性是宇宙的神性统治者（上帝）所规范或授予的。

庞德：《法律与道德》，第81页。[26]他看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等价交换属于利己心的世界，和伦理属于利他心的世界是截然不同的。

[52]那么，什么是实践法则呢？康德这样说：使得某种行为成为一种义务的原则，就是实践法则。只是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法和伦理才截然区别开来，这是以在国家和个人之间形成的市民社会的结构为基础的，这也意味着法和伦理作为市民社会的生活秩序形成了一种统合状态。

[7] 更详尽的论述，见登特列夫著：《自然法：法律哲学导论》，新星出版社2008年版，第100—106页。这一时期西方法学家有关这一问题的论证，我们在前面陆续地都提到一些，在这里，我们主要谈道德与法律的现代冲突，即西方法学家在论证道德与法律关系中的异同和对立，拟分两个方面来谈，一方面是同意道德与法律有密切联系的法学家之间的不同论说。